論“卷”，還是河北
深諳電商平臺使用法則的消費者，在看中一款商品后，往往會截圖、識別，同款產品的不同價格呈現眼前，幾番對比后，為最低價買單。
若再細心一點，觀察這些最低價產品的發貨地，出現次數最多的是——河北。
不到50元的軍大衣，十幾塊的魚竿，個位數到手的T恤......“河北貨”一次次刷新消費者物價認知，也讓外省同行瑟瑟發抖，直呼“卷不過”，還有人“打不過就加入”，近年陸續有外地老板將工廠搬到河北。
但同時發生的是，低價對原材料和工藝造成限制，一些“河北貨”價低質劣的言論也在散開；而低價對用工成本的極致壓縮，也引發業內對產業工人收入水平、生存境況的關注。
事實上，河北還是“內卷”的誕生地之一。
上世紀80年代，歷史社會學家黃宗智通過滿鐵的記載，在華北地區三十多個村落進行走訪，發現隨著人口越來越多，人地矛盾加劇，而有限的土地，在原有的土地耕作模式下，即便是每年多種一稻，邊際效益會快速遞減，在產量沒有增長的情況下，當地人就會陷入自我糾纏。
因此，黃宗智用“內卷”來形容在社會資源有限的情況下，人們通過加大競爭，掠奪資源造成的內耗，導致每個人都比之前努力，但收獲不增反降。
河北作為首都經濟圈的成員之一，經濟發展有待提升，當地就業渠道和民眾收入亟待提高。
發展消費品制造業和電商產業成為河北必須抓搶的一環，即使外省同行直呼“卷得活不下去”的時候，河北縣鄉地區的工廠、小作坊老板和一線工人的回應是，“掙幾分也是掙”“比種地強”。
以價換量
釣魚佬的圈子有眾多公開的秘密，其中一點是魚竿選品，據說釣魚江湖有個認知：山東威海發出的是好貨，河北滄州發出的就要小心了。
在這背后，威海和滄州是我國魚竿的兩大產地，前者大品牌魚竿廠聚集，產出的魚竿走的是中高端路線，后者則承包中低端產品，近年以低價持續擴大市場份額。
不過釣魚佬們不知道的是，為了迎合這個圈子的“刻板印象”，不少滄州魚竿廠家們，在威海、北京租個地方，將產自滄州的魚竿，繞道威海、北京發往消費者手中。
“物流成本僅需在原基礎上提高1-3元，發貨地址即變更為威海、北京，銷量、身價齊漲。”滄州一魚竿廠老板李可告訴時代周報記者。
釣魚佬們沒想到的是，在近年市場走低的背景下，威海的魚竿廠家為了壓縮成本，陸續遷至用地和勞動力成本更低的滄州，他們挑中的“威海貨”，也許實為“滄州貨”。
據李可介紹，滄州的工廠租金、用工成本普遍較低，這都是威海沒辦法實現的，“更何況，滄州不少魚竿廠用的是自家的場地和房子，租金為0，如果是家庭小作坊，招工大都是同村家庭婦女或七大姑八大姨，農閑時侯過來掙外快，用人成本更低”。
以他的魚竿廠為例，“作為源頭廠家，地方是自己的，工人也是自己人，既為大牌做代工，也自產自銷直接賣白牌，現在開始發展自主品牌了”。
這也是滄州魚竿銷售的主要方向，當地大部分魚竿廠家和小作坊都是做代工，“也有加蹭大牌的商標，或者假貨，少數為自主品牌，不過近年對三無產品的檢查更嚴了，假貨很少了”。
最近兩年，在市場行情不好，業內總體以價換量的背景下，成本被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。
李可直言，近年國外匯率不穩，出口明顯下降，當地早前干外貿的廠家大部分轉內銷，業內競爭更加激烈，“這兩年滄州當地關門的魚竿廠不在少數，我現在就是同類產品在業內打到最低，（一套魚竿）以前掙幾塊，現在掙幾毛也是掙，夠支付工人工資就行了，所以其他同類產品廠家很怕我”。
“電商卷王”
不止魚竿。箱包、毛絨飾品、軍大衣、羊絨衫......在電商平臺上，一眾消費品最低價選項里，產地大都來自河北。
就連“電商之都”義烏也甘拜下風。有不少用戶甚至評價：全國哪里的東西最便宜，三年前是義烏，如今河北也有一席之地。
在這背后，河北縣域特色產業如火如荼，幾乎縣縣有集群。公開資料顯示，河北省年營收超過5億元的縣域特色產業集群達到333個，產業類型中，以箱包、童車、毛絨飾品等小商品制造產業占據大頭，多數為勞動密集型產業，對技術水平要求不高。
“本身有產業基礎，再加上2018年前后，市場就顯露下行趨勢，陸陸續續有河北老鄉從外面的工廠回到老家，開小商品加工作坊，當地很多縣城制造業規模近年明顯變大。”
于先生是土生土長的河北人，現從事采購業務奔走于全國各地，在他看來，相較長三角和珠三角，河北在人力和土地成本上更具優勢，尤其在近年歐美關稅提高、內需疲軟等背景下，企業成本縮減被放到更重要的位置，不止河北老鄉，不少長三角、珠三角的工廠老板都陸續搬到河北、山東等地。
以人力成本來看。于先生舉例，保定白溝箱包產業由來已久，以中低端產品為主，在全國名氣和市場占有率頗大，近年量價承壓的背景下，“老板會把訂單分發到省內其他人工成本更便宜的農村，低的一天只需要十塊二十塊工資，這在江浙和廣東工廠是不可能實現的”。
“像我們平時用的這種雙肩包，一個熟練工，一個月撐死不會超過1000塊錢。”于先生說。
王琦家在石家莊下屬的一個村子，他告訴時代周報記者，大約在2018年前后，村里陸續開起編織品加工作坊，編好后賣給廠家，“男人們大都去外地了，一般是村里家庭婦女和中老年人在農閑時期過去打零工，掙到一點是一點，也算是多一種收入來源”。
這一現象印證了黃宗智關于農業“臨時工”的一項調查，意即以家庭為單位的農耕群體，在正常的情況下全年用于農業的勞動時間假設是100多天，但因為這些時間是分散的，因此在剩余的200多天里，這些農耕家庭仍舊無法長時間離開耕地，因此會主動接納一些基礎的手工工作，以維持日常開支。
與此同時，為了打出更低價搶占市場，工廠老板們不僅在用人、用地上盡可能縮減支出，也大幅削減自己的到手利潤。
“我們當地一半的人都在做包賣包，有個開廠的朋友，一個包就掙幾毛錢，不過可以從早到晚發貨；還有的走更大量的，一個包就掙幾分錢。”白溝當地人安海告訴時代周報記者。
“網上說河北人賠錢賣貨，倒不至于，但是確實掙得少，不過掙1毛錢、幾分錢，也是掙。”于先生說，河北電商起步晚，很多老板就用低價搶占市場，只能砸錢換流水，還有的為了電商平臺曝光率，前期賠本賣貨。
這種產業發展模式，為什么發生在河北？或者說，為什么河北成為”電商卷王“，而不是土地和人力成本同樣較低的中西部？
地理交通或是主因。于先生認為，河北地處華北平原，交通優于大部分中西部省份，村莊與村莊之間密集度較高，且當地人也不太喜歡出門打工，勞動力集中度也較高，“山東也類似，所以電商平臺上能打出一些消費品類最低價的，往往是這兩個地方”。
河北、山東、河南正是黃宗智當初調查那三十多個村落所在的省份。
低價之爭
不過，價格戰發展至今，從宏觀層面而言，對產業發展是一種傷害。
短期來看，廠家打價格戰，似乎利好消費者。但是長期來看，不健康的低價競爭模式，對企業利潤和勞動者收入的剝削，可能導致消費疲軟、產業升級滯緩甚至劣幣驅逐良幣等結果，于各方不利。
經濟觀察報近期發文指出，通觀近年來的價格戰，主流的驅動力并不是技術進步和管理進步，而是野心、貪婪和恐懼，價格戰發起者和降價令下達者是野心和貪婪，不得不卷入其中的同行或供應商是恐懼。
“電商卷王”河北，也在遭受反噬。
社交媒體上，一部分網友將“河北貨”視為價低質劣的代名詞，于河北當地追求質量和品牌化的商家而言，面臨的挑戰也隨之增加，類似滄州魚竿繞道威海、北京的應對之策，長期來看也是一種不得已的資源浪費。
李可多次提到，魚竿加工制造，技術和工藝門檻并不高，不論威海或滄州，只要在選材、制作工藝方面要求一致，生產出來的產品質量也無區別。
“我們廠里也給威海的大牌魚竿做代工，但是一模一樣的產品，不掛牌子，自己從滄州賣出去，就算價格更低，銷量同樣上不來。”
于先生一邊吐槽河北老鄉喜歡較勁、就是要用低價卷走同行，也同時深刻地知道，在當前市場背景下，電商起步慢于長三角、珠三角的河北，當地企業老板要么卷、要么關門，沒有中間路線；而對于河北農村廣大的閑散勞動力，低到讓其他地區乍舌的工資，對他們而言也是一筆農忙之外難以拒絕的增收選擇。
不過也有一些新鮮的血液。
經營魚竿廠快5年的李可，其實是個00后，雖然小學之后沒再讀書，這位年輕人在接手父輩工廠后，面臨市場疲軟、同業廠家陸續關門離去時，一邊放低收入預期、以價換量，采取繞道發貨的“商業策略”，以維持基本經營；一邊探索細分賽道，瞄準利潤較高的女性魚竿小眾市場，著手打造自主品牌，已取得階段性成效。
“紅海里找藍海，藍海里找垂直，總有合適的。”
（應采訪對象要求，文中的李可、安海均為化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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