被拐兒童認親后難以融入家庭，專家建議
法治日報| 作者 文麗娟 張婉瑩
10月25日，貴州省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拐賣兒童罪判處余華英死刑；10月30日，電影《失孤》原形案二審維持原判。兩起熱點案件引發社會對尋親群體的高度關注。
《法治日報》記者梳理近年來尋親成功的案例發現，在經歷了和孩子相認的喜悅后，一些被拐家庭又陷入了新的困境：“梅姨案”中的歐陽佳豪被拐時僅3歲，與父親相認時已22歲，19年的分離使父子間缺乏共同話題；鐘彬認親后，未給親生父母留下聯系方式；同案的禮禮回家3年，很少叫“爸爸”“媽媽”。孩子失而復得后，要想真正融入原生家庭、過上和普通人一樣的幸福生活并不容易。
還有的被拐兒童認親后得知，家庭遭遇一系列變故，自己已經“無家可歸”。比如楊妞花5歲被拐賣后，父親因自責開始酗酒，母親因思念逐漸精神失常。1997年，父親吐血身亡；一年后，母親郁郁而終。
“寶貝回家尋子網”創始人張寶艷對記者說，兒童拐賣，永遠都是幸福家庭的天敵，每一個尋親家庭都是一部血淚史，親人的失蹤，讓全家人陷于萬劫不復。好不容易找回孩子，被拐兒童在新的家庭環境中成長，形成了對收養家庭的身份認同，當他們回到親生父母身邊時，需要重新建立對原生家庭的身份認同，這一過程往往充滿困惑和矛盾，一些孩子會在兩個家庭的情感拉扯中感到迷茫和痛苦，自我定位失調。
江西省萍鄉市安源區未成年人檢察項目督導葉朕注意到，一些兒童遭到拐賣后，其面臨的第一個威脅是生存權。被拐賣后，由于不是購買方的親生骨肉等原因，一些被拐賣兒童缺乏食物、良好的住所、及時的醫療等基本的生存保障，還容易衍生出家暴、虐待等問題。一些被拐賣兒童在成長過程中被作為商品對待，兒童的發展權和參與權被忽視，直觀表現在被剝奪受教育權利、不被尊重個人看法等。
“這些都可能導致被拐賣兒童面臨生長發育受阻、身體素質差等身體創傷以及出現抑郁癥等心理創傷。這些創傷嚴重影響被拐賣兒童的健康成長和發展，比如缺乏教育經歷影響到就業、不完整的人格容易走向違法犯罪等。”葉朕說。
實踐中，對于拐賣犯罪中被害人和他們的家庭，司法救助能做些什么？怎樣為被拐兒童提供后續的救助和安置服務？
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程雷認為，一些生活困難的被害人及其家庭可以按照“兩高”相關工作機制，申請國家救助。在這些年的打拐案件中，社會救助機制也發揮了很多作用，司法救助、社會救助可以相互協助。
“關于事后救助，目前法律規定還不是特別健全，除了未成年人保護法、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里有一些零星的規定，就是對被害的未成年人有一些救助機制。而對于被拐兒童成年后的救助，刑事訴訟法里沒有明確規定，建議在刑訴法中完善國家救助制度。”程雷說。
山西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馬運瑞建議，司法機關加強與政府各部門以及民間組織的合作，共同構建完善救助機制，為救助工作提供良好的保障。
“要不斷加強對于受害者的心理康復治療，在生活上對其進行幫助，從而使他們能夠順利地融入社會生活。司法機關也要加強對受害者的后期救助服務，受害者完成救助或治療順利回家后，應定期進行回訪，及時掌握他們的生活現狀，出現問題即時給予幫助。”馬運瑞說。
他還提出，建立被拐兒童安置中心，受害者被解救后，無法及時回到親人身邊的，安置中心為他們提供住宿等服務，直到他們與家人團聚；身心遭受很大傷害，一時無法進行正常生活的，安置中心的心理醫生進行專業的心理疏導；志愿者幫助受害者敞開心扉，更好地學會與人交往。安置中心還可為受害者提供知識、技能培訓，幫助他們更好地適應社會發展。
針對被拐兒童解救后的康復問題，有專家表示，少年兒童跟父母的依戀關系不可分離、不可缺少。如果孩子被拐，依戀關系受挫，成功解救后或許會產生很多“不良反應”：孩子不信任人，不能接受他愛的人也不能愛他人，較難形成良好的交往能力。因此，家長一定不能急于求成，可向專業人士比如心理咨詢師、心理醫生等尋求幫助，幫助孩子彌補被拐賣甚至與“養父母”分離的創傷，恢復孩子正常的與親生父母的依戀關系。
在葉朕看來，社區、學校、家庭在兒童保護方面還有很多工作要做。“家長應加強對孩子的日常教育，讓他們熟記家庭地址、父母的聯系方式等基本信息，教育孩子不要輕信陌生人，學會在遇到危險時尋求幫助，增強孩子的自我保護意識和能力。學校應定期開展安全教育活動，與家長保持緊密溝通，共同關注孩子的成長和安全。提高社區居民對兒童安全的重視程度和防范意識。社區、學校、家庭互相之間加強溝通，以合作的形式共同開展兒童保護工作。”葉朕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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